记者的良知和胆识
孙振凭什么敢闯禁区

《炎黄春秋》被整肃的风波看样子已经过去。吴思答记者问中透露的信息，整肃者与被整肃者双方都是客客气气的，事情已经“和平”地令人比较满意地解决了，即炎黄春秋杂志社的领导班子没有动。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些关心《炎黄春秋》前途命运的读者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炎黄春秋》的领导班子是否调整，仅仅是一个杂志社内部的事，为什么会牵动了千千万万个读者的心？这是因为人们喜欢《炎黄春秋》，是因为它敢于说真话，揭真相，敢为天下先，走在时代的前头。它是新闻界的良心，是可以使人看到前进方向的明灯。在今天许多媒体总在说套话，说回避矛盾的话，说反面文章正面做的话，甚至说假话的时候，惟有《炎黄春秋》一枝独秀，它上面的文章，常常使人读后犹如醍醐灌顶，大开眼界。这盏明灯是不能熄灭的，这就是大家关心《炎黄春秋》的原因。

这次《炎黄春秋》领导班子是否要动，是由于外部的干预。据《亚洲月刊》江迅的文章说，是由于《炎黄春秋》上刊登了原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孙振的报道赵紫阳在担任四川省省委书记时的功绩，因而引起了原中央领导核心的一位前领导人的不快，而下达的指令。

我在《记者的屁股》一文中说：记者的工作是不好做的，是会得罪人的，看样子这次孙振得罪了这位领导人，并且殃及到《炎黄春秋》。

其实这位领导人是不应该生气发火的，第一、这是“旧闻”，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第二、“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早就家喻户晓，现在孙振只不过把当时的情况具体详细地报道出来，怎么就违反了“新闻纪律”？第三、所谓的“新闻纪律”，就是人为地划一些“禁区”，如果谁突破了这个禁区，谁就是违反了“新闻纪律”。但是我们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哪一项改革的成果不是在突破禁区中取得的？这就说明了“禁区”是不能把它看死的，也应该“与时俱进”，要根据实际情况放宽和修改的。

在写本文之前，我把孙振同志的回忆文章《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炎黄春秋 2008年第10期)  》又看了一遍。文章详实地记述了赵紫阳是怎样顶着“文革”的压力，冒着被打成“走资派”的危险，一心为了群众，　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敢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改革措施的感人事迹，读后使我久久不能忘记。同时我想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胡总书记、温总理深入群众、关心群众、调查研究的事迹能够及时详细报道，而担任过总书记和总理的赵紫阳同志的同样事迹就不能报道呢？这是不是有点“谁掌握了大权谁就正确”的味道？有人可能会说，因为在１９８９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犯过错误，所以就不能报道。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暂时把它放在一边，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就把他的一生中许多正面的东西给否定了。再说现在连林彪的功劳也肯定了，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肯定了，为什么对在改革开放中我们的前总书记的功绩就不能正面报道呢？如果说有人见到正面报道赵紫阳心里就不舒服，这是他的一种不正常心理，而在他这种不正常的心理驱使或影响下制定的新闻纪律能是正确的吗？

孙振之所以敢于闯禁区，我认为首先是由于他的底气足。我要提一个问题：赵紫阳当时的实践违反了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吗？很显然没有！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阶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赵紫阳的实践活动一一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赵紫阳的实践活动不仅没有违反，而恰恰相反，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和基础；如果没有赵紫阳、胡耀邦、万里等先驱的实践，能有今天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好形势和理论吗？那种把某个主要领导人奉为神圣，而对其他的领导人则不值一提的思想意识，正是一种封建主义思想的反映。而设立“不许报道赵紫阳 ”这样的禁区，正是把这种意识形态凝固化！因此，孙振正面报道赵紫阳这个人并没错。

其次，从记者的职业修养来看，孙振也没有错。这是出于他的良知，出于他的胆识和勇气！他知道不知道报道赵紫阳是禁区？应该说是知道的。但是他考虑到如果不把这一段自己与赵紫阳交往的亲身经历写出来并发表，就对不起赵紫阳同志，对不起四川广大人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党。尽管有风险，他也决定要冒一冒这个风险。他还会考虑到，自己已经８０多岁，将来的时日已不多，必须趁现在还能写的时候把这段有历史价值的经历写出来，这正是一个老党员、老新闻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我和孙振同志曾同在一个大门里工作过。１９４９年５月，我刚参加工作，分配在苏北日报社，他在新华社苏北分社工作，那时他虽然也比较年轻，只不过二十多岁，但他已是有好几年党龄的“老革命”。近６０年过去，没有想到他仍然保持着年轻人的锐气，使我由衷地感到钦佩。同时我也想，赵紫阳同志如果泉下有知，也应该感到欣慰，他还是有知心朋友的。

五柳村2008年11月22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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